核心提示

　　石家庄的平安公园，每天有很多人在此乐而忘返，然而很少有人知道，60年前，这里曾是日军建立的中国军民的炼狱之地———“南兵营”；日军在济南的集中营“新华院”，如今也成了济南幼儿师范学校校址。与这两个集中营一样，北平的“西苑盨生队”等数以十计的日军杀人魔窟，现在都难复史迹。

　　每一年的春天，世界各地都会念起波兰的小镇奥斯威辛，并视其为人类苦难的象征，但是却没有人注意到我们的先辈也曾在暗无天日的集中营中遭受屈辱、迫害和死亡，甚至他们曾经流血的土地就在我们脚下。

　　一位集中营幸存者、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威塞尔说过：“忘记大屠杀，就是第二次屠杀。”二战期间，日军在中国建立的集中营遍布全国各地，初步调查，已有20多个集中营的旧有轮廓显露出来。今天，通过幸存者的口，我们终于能够看到那远去史迹的轮廓以及那不该忘却的苦痛和罪恶。

　　有的人越睡越凉，用手一推，已经死了

　　88岁的张永顺永远也忘不了他在洛阳西贡集中营的日子。1944年4月，日军攻陷洛阳，俘虏国民党军万余人，张永顺亦在其中。为了便于管理和就地利用，日军在洛阳旧城西关外改建西贡军营而成集中营。地狱的大门从此向张永顺们打开。“日本人每顿饭就给我们发一把谷子，或者一把黑豆，一把玉米粒，有一次我数了一下发了27颗玉米粒。”张永顺回忆说。同样是27颗玉米粒，却是唐金安3天的食粮。在押送途中，日本人一周只给一把高粱，一滴水不给喝，很多人干渴倒地，河南人白祺华是靠舔牙膏活下来的。

　　吃不饱，没水喝，这是日军集中营中最普遍的事儿，尤以西贡集中营为甚。日军原一一零师团一六三联队长、战犯上坂胜曾到过西贡集中营两次。他在认罪交待中提到：“我看见俘虏因收容所的给养极为粗劣，大部分都很瘦，衣服寝具的供给又不够充分，几乎全部穿着原有的衣服……在收容所南侧田里的干井中有五六具尸体。这些尸体瘦得皮包骨头。显然，他们不是因营养失调致死，就是被饿死。”

　　到了秋冬，战俘要忍受的还有寒冷。因为集中营里发的牢服根本难以遮体，再加上营房四处透风，很多人扛不住就活活被冻死。一个名叫赵天的战俘在去厕所的路上捡了一个装石灰的草袋，晚上睡觉就钻在里面挡风寒。不巧来了一个日本兵查房，用刺刀挑开草袋不让他睡，随后把他拉到井口，提起两脚就向井里抛。有些战俘为了御寒常常两三个搭伴儿挤在一块儿睡。睡觉时人都好好的，可是有的人越睡越凉，用手一推，已经死了。

　　仅就吃住而言，其他集中营的情况甚至更差。河北人康庆和原是山海关“铁矛队”警卫班班长，因为叛徒出卖而被押入塘沽集中营。日军按地区将他和其他71人编成一个中队。晚上怕他们逃跑，“鬼子就让我们脱光衣服睡觉”。由于地方小人多，“鬼子强迫4～5人压摞睡觉，谁不躺下就挨打。下边的人压得难受还不准出声，谁出声立即被拉出来用棒子打死。体质不好的在下边被压死，在上边的被冻死。”

　　康庆和们吃的是盐碱地长的草籽和橡子面烙的饼子。没有水喝就得喝尿。“喝尿，让日本人看见了也得挨打。”冬天房檐上有冰溜子，用石头凿下来用手擦两下就吃。“冰溜子哪来的？我们睡的是冷冻仓库，一两千人往上哈气，上面是铁板，热气到铁板上就变成冰溜子了。”

　　老鼠吃红了眼，有身体不灵便的病人被活活咬死

　　在各个集中营大都流传着“只要进病栋，就难逃活命”的说法。抗战时期任河北省广宗县四区区长的姜化民被捕后关在“南兵营”。他回忆道，“南兵营”内设有3个病栋，一病栋是外科，二病栋是内科，三病栋是把病人放进去等死。“狭小的病栋经常拥挤着三四百人，室内臭气扑鼻，而且并不医治，也无药品，有的只是医生的棍棒。”战俘们都把病栋称为“阎王殿”，有进无出。

　　1946年3月至4月，劳工协会职员到青岛日军第二劳工训练所去帮忙并留存了一份日报，从中不难看到战俘劳工患病后的遭遇：“因饮食不足，每日只二餐，早晨每人小米粥二碗，午饭及晚饭(合为一餐)四人分棒面窝头一个……且无饮料(水)，致彼等因饥渴成疾者较近日为多……劳工患病者太多，皆因睡洋灰地所致，请小野先生买稻草铺地，不允……小野先生数次叫厨房熬面粥要薄些……查各病舍空气污浊……”

　　虽然集中营分散各地，但是进入病栋的结果却是一样的，那就是死亡。尽管“南兵营”的胶皮运尸车从早忙到晚，但仍有很多尸体来不及运出，而成为老鼠的食物。不管白天黑夜，身长约20公分长的老鼠在病栋里窜来窜去，撕咬死人的耳朵、脸、脚趾等。慢慢地胆子吃大了，它们就红着眼睛咬那些还活着的病人，有身体不灵便的竟被活活咬死。

　　战俘死后就被拖到外面埋掉。“南兵营”里干这活的是休门镇的拉尸队。拉尸队最忙碌的时候一个晚上要拉290多人，平板车拉不过来，就用汽车。有一些病人被赤身抛进拉尸车上时，还在不断地呻吟喊叫：“我还没有死……”。

　　由于砍得又快又凶，人头上的眼睛还在眨动，嘴巴一合一张

　　河南南召人景云祥当年在国民党汤恩伯属下当兵，“河南战役”被俘后被押送到济南“新华院”集中营。回忆起当年的惨景，他至今仍感到毛骨悚然：一天傍晚，3个喝了酒的日本鬼子嘻嘻哈哈地来到我们住处，拉出了原在我们营部当勤务兵的一个小鬼，叫他成“大”字形站着，两个鬼子一个人拉直他的一只手，另一个鬼子站在他的背后，先用东洋刀比划了一下，接着只见他嘴一咧，举刀嗨嗨地吼叫了3声，那个勤务兵的两只胳膊就被砍落在地，第三刀是从天门顶上劈下去的，一直劈到了腰部。那两个鬼子见此拍手哈哈大笑起来，又是摇头又是摆手，看样子是说这个鬼子不行，最后一刀没有把人劈成两半。还有一次，我们同组有个从军校来的学生兵，在刨枕木时将一块石块砸得飞起来，不巧将一个监工的鬼子军官的眼镜打碎了。只见这个鬼子狰狞着脸走过来，刷地拔出东洋刀，寒光一闪，那个学生兵的头就滚落到我脚下。由于砍得又快又凶，我看到人头上的眼睛还在眨动，嘴巴一合一张。

　　河北康各庄农民安老北的庄稼地紧挨着保定集中营，他在地里劳动经常看见日本兵杀害战俘劳工。1942年春天，他正在锄地，看见4个日本兵押着一个穿黄绿色军服的八路军战俘，从集中营南边小门内走出来。走到附近的土岗子上，日本兵用枪逼着这个战俘在土岗子上挖坑，挖了一会儿，就推在坑里试一试，上来又强迫挖，不一会儿，那4个日本兵恶狠狠地喊着呀呀的口号，向这个战俘乱刺，刺死后，就埋在刚挖的那个坑里。

　　在北平集中营，一位中国老人，不知什么原因被日本兵打得死去活来，最后又被扒光衣裳，捆绑着塞进一个钉满铁钉的破木桶中，木桶里全是长长的钉子尖儿，日本兵还用钉子把木桶钉上盖儿，然后把木桶放倒，几个日本兵轮流用脚踹，随着木桶在地上来回滚动，桶中传出老人声嘶力竭的惨叫声。

　　屯住济南的日军防疫给水部是和731部队一样的细菌部队，组建于1938年，主要任务是研究和培植伤寒、霍乱、赤痢病菌等。在济南“新华院”，该部队常常以为战俘治病为名，将细菌、病毒注入其肌体，检验病菌效力，并进行活体解剖。

　　据济南防疫给水部军医竹内丰供述，1943年8月，他们为试验伤寒病菌，从“新华院”要来11名中国战俘进行人体试验：“给他们注射我们培养的伤寒菌，或将细菌投在食物里让他们吃下。不久，症状便出现了，持续高烧、呻吟、苦闷，甚至说胡话……首先将一个人抬进解剖室，濒临死亡的俘虏发现解剖台旁已经准备好解剖所必需的大小手术刀及其他各种器械，立即在极端痛苦之中发出哀鸣：“军医啊！军医啊！”我便拿起手术刀……打开了腹腔……我从扩开的腹腔里，将内脏拿出，放在一个搪瓷面盆里，然后，同木村军医一同开始检查病变……我把被细菌侵蚀变化明显的部分肠管切断，又将脾脏摘出，装入标本瓶，以便制作切片标本……当我们的一切目的都达到以后，向他的肘部静脉注射了两毫升吗啡，他的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

　　南兵营爆发5次大暴动，第一次逃走30余人，其余4次被残酷镇压

　　集中营内死尸遍地，却吓不住有勇气生存的人们，反抗的星星之火燃烧在每一个角落。

　　在南兵营，战俘劳工通过把反动口号变成革命口号、磨洋工、有意识地破坏等方式和敌人斗争，并不时发生有组织、有计划地逃跑和暴动。1943年以前，“南兵营”曾发生过数次逃跑事件，多是在外出做工或者外送途中，每次几人、十几人、几十人不等。1944年春，因日军第一一零师团调洛阳作战，集中营管理放松，接连发生了5次有组织的暴动。

　　第一次暴动是1944年2月，冀南滏西大队的40多人，送进集中营后被关在一起。他们看到集中营环境恶劣，心想与其被敌人折磨死，不如暴动越狱与敌人一拼。张喜来等人找到一根五六尺长的木杠子，每人又从屋里地上揭下4块砖头作武器，趁半夜天黑，警戒麻痹，砸倒门口的日军警卫冲出。等敌人开枪还击时，他们已冲出二三十人。此次暴动，逃走30余人，有11人被敌人杀害，敌人还把一名暴动者的人头割下来，挂在电杆上示众。

　　此次暴动大大鼓舞了战俘劳工们的斗志，但也引起了日本看守军的注意。日军又在集中营内东西院之间挖了一条深沟，并架设了铁丝网。结果这之后的4次暴动都遭到沉重打击，不少暴动骨干被用各种残忍手段杀死。

　　“六月特支”与地下工作小组

　　在南兵营内，被俘党员的斗争活动始终没有停止，有组织的支部活动开始于1942年夏天。当时，有两支共产党的力量比较活跃，一支是以中共冀南五地委书记王泊生为首的地方干部，一支是以谷自珍为首的抗大二分校直属的抗三团的军队干部。

　　王泊生被捕后，在老部下的掩护下，很快与徐学俊(王一夫)、史寒光(史子荣)等人取得联系。当时徐、史二人已担任了集中营干部班的正、副总班长，利用这个便利条件，又联洛了几个被俘的管理干部成立了“党的同情小组”。与此同时，抗三团组织股副股长谷自珍(化名刘旺)被捕入营后，考查联系了一批抗三团的党员，成立了一个秘密支部，取名“六一小组”。后来，两股力量合成一股，统称“六月特支”。

　　此时战俘管理干部除个别科室，多数都在“特支”的掌握下，斗争也从自发变为自觉，由个别现象成为普遍现象。外出劳动不是“磨洋工”就是“小破坏”。地基挖了又填，填了再挖；成堆的新砖新瓦，转眼间碎了一地……劳动休息时，还同警戒的日本下层士兵谈天论地做争取工作。因为多数日本兵不懂中国话，劳动休息时，日本兵让战俘们唱中国歌时，“特支”的党员们就组织难友们给日本兵唱《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救亡进行曲》等革命歌曲。一些受到影响的日本士兵值勤时，只要当官的不在，就比较随便；当官的来了，他们打个招呼，战俘劳工就干一会儿。一些非党群众都感觉到“南兵营”的气氛“不同一般”。

　　除“六月特支”之外，张子元领导的地下工作小组也在秘密开展活动。1943年，他主动向党组织请缨到石家庄做情报工作，在华北劳工协会任职，并兼石门劳工训练所副所长。

　　张子元利用自己的便利身份，努力改善集中营生活条件，并借助各种机会保护同志营救干部。当时，日伪机关经常要到集中营挑选人员充当汉奸和杂役，张子元就趁机把我方被俘的党政干部送出去，为他们返回根据地创造条件。他曾借口为日伪邯郸大众公司要人搞经济，分两批把我冀中、冀南一批干部20多人送出集中营。借日军第一一零师团在洛阳作战，要调两批人随军服务，趁机送出共产党干部两批80多人。1944年，日军华北特别警备队驻石甲字一四一七部队，仿效我军敌后武工队的形式，在石家庄市郊成立特务组织兴亚工作队(又称特别挺进队)，专门针对晋察冀根据地开展工作。张子元小组便趁机选了些立场坚定的战俘干部带队，分3批送去90人。后来，特别挺进队的被俘党员同我党打入的地下党员密切配合，利用这个组织，打击汉奸特务，向根据地传送情报，最后组织特别挺进队起义，拉回了太行根据地。

　　集中营里的“国共合作”

　　1943年11月，清河军区共产党员夏方明在反“扫荡”中不幸被俘，关押在济南“新华院”。一进去他就想发动难友暴动，但是势单力薄终难成事。慢慢他发现，国民党第十五旅特务营因为不满官长投日被全部关押在集中营内。这些人眼看求生无望，多有越狱逃生的念头。于是，夏方明就千方百计接触他们，串联了张德才等20多人，商定了暴动计划和行动暗号。但因有人告密，致使暴动失败。

　　在北平集中营，“国共合作”则结出了果实。1942年8月，一支由在中条山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官兵组成的战俘劳工队被关押到北平集中营，和他们关在一起的是200多名八路军战俘。相同的命运和血脉很快让两支队伍走到一起。八路军战俘与他们秘密商定组织暴动以求生路。因走漏风声，未能如愿。两天后，日军又送这批国民党战俘去天津做工。临行前，八路军战俘还提醒他们：要寻找机会打死押车的鬼子，跳车逃跑。在八路军战俘反抗斗争精神的启发下，他们下定了逃跑的决心。当时押车的敌人只有10人，而他们有90人，都在一个车厢里。经过周密部署，他们出其不意地杀死了9个敌人跳车逃走。后来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投奔了八路军，到了延安。

　　这样的事情同样发生在太原集中营。虽然日军有意识地采用“以俘治俘”、“以华治华”的策略，区别对待阎锡山晋绥军、国民党中央军和共产党八路军俘虏，但是共产党人刘侵霄和李滋组建的秘密支部还是很注意团结国民党普通士兵，并在其连排干部中培养了一批穷苦人出身的骨干，启发他们利用各种机会组织暴动哗变，投奔八路军。一次，日军押送1500名战俘劳工到唐山。途中在一个车站，先由几个人嚷着要解手，日军只好解开捆在战俘劳工胳膊上的绳索，一声哨起，1000多人朝四面八方跑开，日军只抓回200多人。他们中的不少人跑到了抗日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