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 2005年9月19日

　　黑龙江省同江市境内的八岔岛是2003年国务院办公厅公布的新一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之一，但是现在很少人记得或者知道，1969年7月8日在这个岛屿上曾经发生过一次边界武装冲突，一艘前苏联的船艇被中国民兵击沉。

　　一、八岔岛事件后中苏政府的迅速反应

　　1969年7月9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右上角全文刊登了一份昨天中国外交部给苏联驻华使馆的照会，对苏联政府指使苏边防军在当日入侵中国领土八岔岛地区挑起武装冲突，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中国的照会简略叙述了事件经过：“1969年7月8日上午8时30分，苏联边防部队乘坐两艘船艇，侵入中国黑龙江省抚远县境内、黑龙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中国领土八岔岛地区，8时40分上岛，并且毫无道理地向正在岛上生产的中国居民和民兵开枪射击。我民兵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进行自卫还击，把入侵者赶出中国领土。10时40分，苏联炮艇一艘侵入八岔岛附近地区，向该岛进行疯狂射击。16时20分，苏联炮艇两艘又侵入上述地区，苏边防军并上岛将我民房烧毁。11时20分到16时20分，飞机6架次侵入该岛和中国岸上八岔村上空低空盘旋，进行威胁苏联方面也在7月8日当天向中国递交照会，就“一批武装的中国人”“侵入苏联国境”，“隐蔽”在八岔岛的“苏联部分”，向苏联河运人员进行“武装袭击”一事，向中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

　　7月9日莫斯科时间10点47分，塔斯社称“中国的农民”是“根据双方的协议被准许在这个俄国的岛从事耕种”的；过了一个多小时，塔斯社改称“中国的农民”是“根据双方的协议被准许在这个岛的俄国部分从事耕种”的，和苏联的抗议照会对该岛归属问题的口径保持了一致[2]。无论是苏联方面的抗议照会还是塔斯社的消息，实际上都承认在八岔岛上和苏联人员发生武装冲突的中国人不是中国边防军，而是“一批武装的”“中国的农民”，和中国政府声明中描述的进行自卫反击的“居民和民兵”的身份一致，事实上这批武装的中国农民中有不少是知青。由于是3月珍宝岛中苏激战以来中苏间又一次武装冲突，震惊海外。不仅当时中国的好友阿尔巴尼亚的《人民之声报》、《团结报》等发表了谴责“苏修新沙皇”侵犯中国八岔岛地区的新罪行的文章，西方记者也开始打听冲突的规模和事态发展的新动向，因为中苏双方在事发当天就一个以前未提起过的岛屿上的冲突互发抗议照会，在1969年的中苏外交交涉中也是极其罕见的。迅速的反应充分表明了事态的严重性。我在黑龙江插队时也听人讲述过这个事件，印象里也有我们知青拿手榴弹炸沉了一艘苏联巡逻艇的传说。但是因为以下两个原因犹豫再三没有把这个事件写入“老知青们的故事”。一是八岔岛发生的武装冲突事后看来只是个偶发事件，位于合江地区（现为佳木斯地区）的八岔岛不象珍宝岛、吴八老岛、七里沁岛那样是个中苏长时间武装冲突和争斗不停的热点地区，所以插队在大兴安岭地区呼玛县的我对这个事件发生的地点比较模糊，乃至遗忘。二是八岔岛事件中的知青民兵代表虽然曾经作为英雄在群众大会上宣讲过和苏军斗争的事迹，因为种种原因后来就不再提起大肆宣传，所以我把它和1969年7月初呼玛吴八老岛上的知青民兵没有主动攻击因入侵搁浅在我岛边的苏联炮艇一事以及知青罗以民拿手雷吓退苏联炮艇的故事混淆起来了，认为知青炸沉苏联巡逻艇的这种匪夷所思几乎是天方夜谭故事可能仅仅是一相情愿的未经证实的传说而已。

　　2004年，在网络上看到黑龙江省地方志的大事记上说苏联边防军曾经入侵中国黑龙江八岔岛，烧毁我居民住房的事，勾起了模糊的记忆，随后又在中国期刊网等网络资源上查到了一些当年知青的回忆和当年《人民日报》对此事的报道、政府声明等文件，使我对八岔岛事件轮廓有了大致的了解。

　　二、关于八岔岛武装冲突事件的各种描述

　　1960—1970年代，中苏两国边界东段的争端和冲突主要是围绕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上岛屿的归属展开的。1922年中苏两国确定了共管黑龙江航道的事宜，但苏联从1920年代开始，占领了一些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岛屿如抚远三角洲（黑瞎子岛）等，和中方发生过冲突。

　　东北沦陷后，1937年，因中国采金工人在黑龙江上我瑷珲县境内的干岔子岛被苏方赶走，日伪军队和苏军交火，击沉苏炮艇一艘，后确认该岛屿属于中国。尤其是1945年苏联红军进入东北进行暂时军事管制后，趁机把在黑龙江、乌苏里江的边界线画到中国一侧的岸边，在个别地方竟然画在中国的江岸上，从而将应该属于中国的700多个岛屿中的600多个（面积达1000多平方公里）以及相应的水域等画入苏联地图或苏军的警戒区内，对进入这些地区从事生产活动的中国居民使用武力驱赶，甚至进行抓捕或开枪射击[4]。中苏双方对这些岛屿的归属问题，已经有了争议。

　　1949年以后的中苏友好时期，苏方也利用了我方长期不设边防的状况，经常进入中国岛屿作业。在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恶化后，冲突逐渐升级加剧，不断出现流血事件乃至兵戎相见。在界江航行管理上，苏方违反有关协定，以中方没有技术和能力为借口，长期剥夺中方对航标的设置和管理权，并在一些中国岛屿上设立航标，而且是由苏方人员上岛进行维护管理。

　　1954年9月，在联合检查航道时，中方代表王凤岐第一次向中苏航行联合委员会苏方代表提出：主航道中方一侧中国岛屿上苏方所设的全部航标应交由中方管理和维护，要求将黑龙江中游主航道我侧苏方设置航标的岛屿编号交给我方。苏方对后者表示同意，但以后又避及此事。这也是黑龙江上中苏纷争不断的原因之一。

　　1969年珍宝岛事件发生后，我国政府一方面主张和平谈判、反对诉诸武力，另一方面也积极备战，毫不示弱。而1968年12月毛泽东要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在黑龙江又起到了加强边防的作用。1969年3月9日，一列载了1200名杭州知青专列路过哈尔滨前往合江地区。各地知青来到中苏边境地区后，立即被编入民兵进行军事训练。

　　1969年5月开江后，知青和老乡遵照上级指示，陆续登上黑龙江上一些属于中国管辖但和苏联边防军发生过冲突的岛屿，一面种地抓鱼坚持生产，一面暗中携带武器站岗放哨保卫边疆。携带武器不是为了进攻和袭击对岸的苏联边防军，而是为了防备苏联边防军的武装入侵、挑衅或者绑架抓人。按照当时的思路，登上“争议岛”的民兵所携带武器应该都用麻袋、衣服等做了遮盖，这样可避免刺激苏方，因为苏方有时对“中国农民”登上一些“争议岛”采取默认的态度。如果苏方人员也想登上“争议岛”时，对岸苏联边防瞭望哨看见的大概就是一群种地农民，看到的赤手空拳的男女青年也不过十六、七岁，以为他们比普通老百姓更容易欺侮，就容易放松警惕。苏联方面可能对大批刚到的京沪津杭及黑龙江本省插队知青的动态和情绪缺乏深入了解。在黑龙江东部靠近抚远三角洲的同江县的八岔岛、董喀叭亮子岛上因为过去发生过苏联边防军上岛驱赶中国居民离岛的争端，在毛泽东“要准备打仗”的号召下，上级也要求来自杭州的男女知青武装民兵参加登岛行动。登上八岔岛的民兵人数和枪支不详，董喀叭亮子岛上的民兵有20多人，除了有一些仿苏制53式7.62mm步骑枪外，另携带仿苏制德普型53式7.62mm轻机枪一挺[6]。他们在岛上生产劳动时，还有人划船在岛周边水域打鱼，负责联络警戒。很多知青是怀着保卫边疆的激情而来的，正盼着要有个表现自己英勇气概的机会，带着武器枪支上岛，更让他们热血沸腾，结果7月8日在八岔岛上真的和苏联边防人员打了一仗。这是珍宝岛冲突以来的又一场双方都开枪的武装冲突，不同的是发起自卫还击的不是中国边防军而是中国民兵，还有知识青年，甚至有女知青。八岔岛位于黑龙江省东北部今同江市八岔乡西北黑龙江主航道中国一侧，在八岔赫哲族乡境内（当时应该属于抚远县管辖）。由14岛组成，南北长约5公里，东西宽约10公里，总面积约45.6平方公里。要比0.74平方公里的珍宝岛、1.6平方公里的吴八老岛大得多。八岔岛事件发生后，中方的照会强烈谴责了苏联边防人员在中国领土上的武装挑衅，苏方的照会则声称是中国人的“武装袭击”了上岛的苏联河运人员。

　　1993年编辑的《黑龙江省志·军事志》开始透露出冲突发生的内幕。“1969年7月8日8时，苏联边防军两艘汽艇进入同江县所属八岔岛中方水域，进行所谓‘维护航标’作业。当地民兵前去制止，劝其退出中国领土。苏方人员竟无理开枪。中方民兵被迫进行自卫还击，击沉苏艇1艘”，承认冲突和航标设置有关，公开了曾经击沉苏联汽艇一艘的事实从中方事后公布的一份示意图来看，苏联边防人员是在八岔岛主岛东北角和中国民兵发生了冲突。8点40分，苏联边防军和航标维护人员上岛作业后，正在岛上劳动的中国民兵当然要前去制止。那时的知青受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的鼓舞，士气高涨，恰好遇到苏联边防人员入侵中国领土，自然会情绪激动地先进行说理斗争，还有一部分人在后面拿出了原先遮盖住的步枪和反坦克手雷、手榴弹等做了战斗准备。苏联边防军见蜂拥而来的中方人员较多，便先开枪射击威慑。对在所谓的“争议岛”上劳动的中国居民开枪警告射击，是苏联边防军在驱赶中国老百姓时常用的手法，屡屡奏效。哪知道这次碰到的不是普通的中国农民，而是经过军事训练的有武装的知识青年民兵。见苏联人开枪动手了，担任警戒保卫的中国民兵在未接到任何命令也无法请示的情况下毫不犹豫地立即开火还击，力图消灭一切来犯之敌。苏联边防人员措手不及，只好边打边撤，混战中，一艘苏联汽艇被中国民兵击沉。究竟是被子弹击中要害部分起火沉没还是被手雷炸毁，《黑龙江省志·军事志》没有详叙，苏方人员伤亡情况也不详。

　　《党员之友》2003年第12期刊登的原杭州知青罗以民写的《黑龙江一九六九》还透露出一个鲜为人知的情况，“1969年7月8日凌晨，距克巴亮子60公里外的同江县八岔岛又发生了一场战斗。我国驻岛民兵击沉了苏方一艘入侵的巡逻艇，并生擒一人后迅速撤离该岛”。由于交战中苏方一艘汽艇被击沉，至少一名人员失踪，苏方随后开始了报复行动。10时40分，匆匆赶来的一艘苏联炮艇对八岔岛进行了长达六分钟的机枪扫射和炮火攻击，苏军直升飞机也多次飞临附近的八岔村上空盘旋威胁。下午16时20分，苏军炮艇多艘载大批军人登岛搜索，最后老羞成怒烧毁了岛上的中国民房和大批树木，火势持续到深夜。至21时，两艘苏联炮艇仍封锁住我内河—八岔河水道出口。苏联边防部队在事件发生后的9、10两日，派入我八岔岛地区的炮艇达39艘次，直升飞机10余架次，军人100多名。中方对苏军入境、兵临村前的武装挑衅没有进行武力阻击，避免了冲突的进一步升级。实际上让苏联边防军恼火丢脸的还有一件事，7月8日，在距八岔岛60公里外的中国董喀叭亮子岛附近水域，他们的一艘武装巡逻艇居然遭到了中国渔民的“武力威胁”的羞辱。

　　7月8日上午，并不知晓八岔岛发生了武装冲突的同江县三村公社三村大队的杭州知青罗以民与同学王祖荣和往常一样，暗中携带步骑枪两支、手榴弹8颗、反坦克手雷1枚，以打鱼为掩护，划平底船下江巡逻。一艘前后配备14.5毫米高射机枪的苏联巡逻艇入侵我方水域，向他们驶来，似乎有挑衅抓人的企图。两位知青不约而同地把暗藏的手雷和手榴弹都从船舱舱板下拿了出来。罗以民说：“我在前棹，飞快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手雷引信，把平时分装的手雷组合好。我又把4颗手榴弹盖全部拧掉，2颗插在腰间，2颗拉出拉火环，搁在舱板上，步枪里的5发子弹是早就压好了的。我对王祖荣说：如果炮艇敢停船抓人，等它一靠近，我们就突然扔手雷，再加一颗手榴弹，把它打瘫痪，如果咱们的手雷没打准，就蹬翻小船，跳水游回去”。

　　尽管苏联巡逻艇围着他们小船高速转了好几圈，由于平时训练有素，小船船头始终朝着苏艇，未被苏艇掀起浪波掀翻。罗以民看苏艇越来越靠近，“炮艇上的苏军士兵似乎没有多少战斗准备，前后高射机枪的枪衣也没脱，两个士兵甚至还光着上身。艇首站着一个军官，手里提着一个小铁锚，看来他也是想在靠近我船时将铁锚扔上小船把我们拖走。以往他们曾多次用这样的办法来抓中国人。他的铁锚比我的手雷重得多，他需要靠得更近”。两船距离将近40米时，罗以民右手扔掉了一只前棹，举起了手雷，亮出了要拼个你死我活的战斗姿态。“突然，那个军官看见了我手里的手雷，立刻喊了一声，扭头就往船舱里跑，那两个光膀子的士兵也连滚带爬地钻进了船舱。那炮艇立刻一溜烟跑远了”[10]。我方边防哨所里的人员通过高倍望远镜已经把这一触即发的斗智斗勇场面记录在案，罗以民后来被黑龙江军区合江军分区通令嘉奖。他的事迹在当时在边境地区是广为人知的。我当时听到的传说似乎是以上八岔岛冲突和罗以民经历的合版演义。

　　1969年7月8日，苏联两艘巡逻艇靠上了八岔岛，苏联边防军和戴大盖帽的人员下船登岛，正在岛上的劳动执勤的知青民兵立即上前阻止，苏军见我人多势众，先开枪威胁警告，岸上的民兵没有严格遵循中央军委规定的我方必须在两次鸣枪警告无效，苏方又打死打伤我方人员时才可以自卫还击的斗争政策，在苏方开枪后立即开火回击，打了苏方一个措手不及，最后把入侵者赶出了八岔岛。枪响后在周围水域打鱼的知青民兵也迅速划到了苏联汽艇附近进行阻击，很准确地把手雷扔到了企图逃跑的苏联巡逻艇舱里，炸沉了这艘船，苏方死伤多人。还有一说称，当时中国民兵兵分三拨，一拨赤手空拳进行说理斗争，一拨持枪进行保卫，另一拨直奔江边苏巡逻艇准备断其后路，形成了包围圈，听到枪声，就把手雷扔进了苏联巡逻艇。至于生擒苏军一人的事则没有印象。后来因为证实这批进入八岔岛的苏方人员中确实有航标工作者，不仅在外交上惹了麻烦，而且引来了苏联的大报复。所以上级认为这次以多胜少的武装自卫反击是过火失策的，1970年以后就很少作为成功的战例提起，甚至鲜为人知。

　　三、八岔岛武装冲突事件的反思

　　根据当时的中苏两方的照会和事后中国的记载及耳闻者的叙述，我们有必要对八岔岛的武装冲突事件做一些分析。（1）八岔岛武装冲突是一个由历史遗留问题触发的偶然事件，并非中苏双方政府精心策划、蓄意制造。 如前所述，苏方在中方岛屿上“维护航标”是历史遗留问题，中方一直在寻求合理解决的途径。但即使在发生过多次激烈斗殴后的吴八老岛，1968年9月苏航标艇越境放下工作人员进行航标灯维护时，中方民兵也没有采取过激行动，只是通过翻译向苏航标人员说明这是中国领土，也不和他们身体发生“亲密接触”，在周围监视但并不干涉他们的正常工作，倒也平安无事，因为给航标艇护航的苏联炮艇没有入侵，苏联边防军人也没有登岛。但这次苏联边防军人不仅直接护送航标人员上八岔岛，并且先开枪则激化了矛盾。

　　在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中苏边境东段正处于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紧张和不信任时期，中方民兵把越境并开枪射击的苏联军人和“航标维护”人员统统视为侵略者也是符合当时的思维逻辑的。中国方面之所以要派民兵甚至是十六七岁的男女知青而不是正规军人到黑龙江上所谓的“争议岛”上作业，既是边境政治斗争的重要一环，要向对方表明我们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决不退让的决心，也是一种避免冲突升级、不准备诉诸武力解决争端的姿态。由于此前在黑龙江和新疆地区发生了多起苏联边防军绑架中国居民的流血事件，八岔岛上中国民兵暗中携带的枪支弹药主要是自卫壮胆有所防备，用来对付少数苏联边防人员的挑衅或许会有威慑作用，一旦面临苏联边防正规军的大规模攻击，民兵那些旧型号武器如有效射程仅400米、手动单发53式7.62mm步骑枪不会构成很大的火力威胁，除了撤退以外别无他路。而且1968年中央军委制订的边防斗争政策明确规定，无论发生任何情况，决不能先打第一枪。“如苏方向我开枪，我应当场向苏方提出最强烈抗议，并鸣枪警告。当我两次警告无效，打死打伤我方人员时，我边防部队可以开枪实行自卫还击；采取上述任何一种自卫措施，都要掌握先礼后兵的精神，并把还击行动控制在我境内”，在当时是反复强调，传达到每个武装民兵的。所以说中方绝无可能要预谋用民兵在八岔岛伏击苏军，挑起武装冲突。中方当时的策略是，不主动在“争议岛”上攻击入侵苏联边防军，而是在岸上建立反侵略战斗村，等苏军入侵后再开打。当时吴八老岛地区的三合村民兵在村前沿江一线构筑了长达615米的环形交通壕和战壕，构筑各种轻武器火力发射点131个，防炮隐蔽部22个，在临江住户的房屋下面挖掘互相连通的地道500余米，1969年9月被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命名为“三合战斗村”，作为典型向边境地区推广。

　　苏方在珍宝岛事件以后一直寻机报复，制造事端。苏联边防军自1969年开始未敢贸然登上黑龙江北部冲突的热点地区----呼玛县吴八老岛，可能是过去在岛上和中国民兵冲突吃过亏，也可能是通过间谍知道在我岸上后方阵地上有准备和入侵苏军战斗的数千人的野战军部队（苏方从4月8日至5月1日先后3次派遣武装间谍特务周德庆潜入呼玛县一带，搜集边境地区的军事情报。改用在苏岸上向我射击的武装挑衅方式，让我方无可奈何。5月12日，和苏军有过多次交手的呼玛知青山秋林正赶着一辆装有暗藏手雷枪支、民兵武器弹药的马车在岛上行进时，对岸苏军突然从卡里诺夫卡哨所等多处火力点用机枪向他射击，子弹就擦着他耳边飞过，烤得他耳朵发热。枪声惊毛的马拉着车狂奔江边，山秋林临危不惧，勒缰拽马，脸部、双手鲜血直流，终于在马车即将冲入江前征服了惊马，顺利地将马车拉入低洼安全地带进行隐蔽。

　　据统计，从5月12日至9月6日，苏方几乎每天都在苏联岸上用轻重机枪向吴八老岛和附近的三合村射击，共进行2160个点射，1363个单发，共8191发子弹，射击最大纵深约1000多米，并在5月15日打死了在吴八老岛上巡逻的19岁的中国边防战士任久林，我方则按照沈阳军区等上级指示未予任何还击，并暂停了边防军上岛的正常巡逻，只是在5月24日的《人民日报》上刊发了一张显示吴八老岛上的社员在及时播种的照片。即使在7月初，面对一艘入侵我方水域，在吴八老岛下游300米沙滩上搁浅的炮艇，我民兵和边防军都能严格遵守上级指示，绝不先开枪开炮，最后让该艇自行退出我方境内。虽然在八岔岛事件发生之前，苏方有过多次进入黑龙江上我方岛屿的大规模挑衅行动。如1969年5月14日，苏边防部队乘交通艇、炮艇、巡逻艇各1艘侵入黑龙江主航道中心线我侧爱辉县女雅通岛。15名全副武装的士兵由一军官带领登岛，包围了正在该岛劳动的幸福公社小黑河大队9名社员，打伤我方社员2人，将4人绑架去苏，扣留达8天之久。

　　5月28日中午，苏联40多名武装军人分乘3艘炮艇，在直升飞机的配合下，侵入黑龙江主航道我侧抚远大夹信子岛，将正在岛上休息的我抚远镇10名渔民强行绑架，并抢走我渔船4只。但种种迹象表明，苏方7月8日进入八岔岛前可能并没有形成一个蓄意挑起武装冲突的行动计划。第一，装载“航标维护”人员和边防军人的苏联船只不是炮艇而是汽艇，但汽艇究竟是属于民用的航标艇还是属于苏联边防军的军用船只，目前的我掌握的资料无法说明。不过这两艘汽艇的乘员人数肯定有限，如果预谋挑起事端，根据苏军活动规律，至少要有炮艇或者巡逻艇作掩护，并且配备相当数量的武装人员。所以中方7月8日照会用了一个很巧妙的外交修饰“苏联边防部队乘坐两艘船艇”，既没有回避这两艘汽艇不是炮艇的事实，也指出了在“船艇”上有苏联边防部队的武装人员，回避了“船艇”全体乘员的人数和身份。

　　7月15日《人民日报》上的新华社消息则就苏方关于八岔岛的归属问题矛盾之处加以揭露，并没有质疑苏方提出的有河运人员被卷入事件说法的真实性。第二，苏汽艇被中方击沉时，附近没有苏联护航炮艇游弋。等第一艘炮艇赶到八岔岛对我岛进行攻击已经是1个多小时后了，中国民兵早已安全撤回岸上，苏方直到下午才聚集了多艘舰艇及大批军人上岛进行搜索和报复。所以中方后来一直没有提出在这次冲突中我方人员的伤亡情况，在中国政府1969年8月19日向苏联政府的抗议照会中，八岔岛事件仍为苏联政府指使苏联军人“挑起的武装冲突事件”，和6月10日苏联军队在新疆“制造的流血事件”、8月13日苏联政府在新疆铁列克提地区“挑起的严重流血事件”有所区别。罗以民所称的事件中生擒苏方人员一事目前未见其它资料证实。

　　第三，在7月8日的上午，有苏联一艘巡逻艇（当时有人把这种前后装有高射机枪的巡逻艇也称之为炮艇）远在60公里外的董喀叭亮子岛附近水域对中国小船进行绑架威胁，但从其“前后高射机枪的枪衣也没脱”的状态看，不过是平日飞扬跋扈惯了的挑衅。如果苏方真要在八岔岛寻衅，就不会让这艘巡逻艇在此闲逛恶作剧，险遭中国民兵的手雷攻击。

　　第四，估计苏方通过瞭望哨确认八岔岛上没有中国正规部队埋伏，也不准备在岛上以多围少绑架驱赶中国居民，所以错误地认为派几个武装军人拿枪保护“航标维护”人员就可完成作业，碰见来说理的中国人，开几枪吓唬一下，中国老百姓肯定会象往常一样退却，绝对没有想到中国那些暗藏枪支弹药的十六七岁男女青年，居然有如此勇敢的精神和敏捷的反应、巧妙的战术和良好的作战能力，初次体验了中国的“人民战争”打法，丢了面子。

　　（2）八岔岛武装冲突事件带来的影响八岔岛事件以后，中苏双方在事件的来龙去脉并不十分清晰的情况下，都在当天迅速地向对方提出了抗议照会，可见双方政府都把八岔岛事件视为珍宝岛冲突后的又一个大规模武装冲突的前兆。苏联方面此后迅速把冲突的焦点移向中苏边境西段，精心策划，于8月13日在新疆铁列克提地区成功地实施了他们的“先发制人”报复行为，捞回了面子。在中苏边境东段黑龙江地区，八岔岛事件却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在中苏两国总理北京机场会晤后，紧张局势有所缓解。首先是涉及航标的历史遗留问题逐步得到解决，减少了摩擦冲突发生的可能性。

　　1970年开始，中国航标部门先后接管了我侧44个岛屿上123座原由苏联管理的岸标，拆除了苏联设置的航标，设置了中国制造的航标，还接管了自建国初期以来苏联以中国无技术能力设置管理为借口在主航道中国一侧设置和管理的浮标。其次，苏联对中国居民在一些所谓有“争议”中国岛屿上的生产采取了默认和不干涉的态度，经过协商，如1970年2月5日苏方同意中方居民在黑河地区境内23个岛屿上进行生产作业，但仍坚持这些岛屿是苏联的领土。

　　第三，苏联边防军尽量避免了和中国知青民兵的直接冲突。八岔岛事件后，尽管也发生过多起苏联边防军绑架和殴打中国居民的事件和苏军舰艇撞沉我军巡逻艇的挑衅事件，但几乎没有看到和听到苏方越境绑架殴打一群知青的材料。1970年代，我所在的生产队有4名身穿绿棉袄的知青在黑龙江上误越过主航道进入苏境，发现情况赶过来的苏边防巡逻队也只是在几十米之外停车喊话，远距离监视知青返回中国岸边，没有开枪警告，也没有进行驱赶。

　　第四，八岔岛事件在《黑龙江省地方志·军事志》中和吴八老岛等事件一起被定性为“边境地区反干涉反挑衅斗争”的“战事”，肯定了中国民兵和知青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战斗能力。但和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不同，八岔岛的自卫反击是中国知青民兵在没有请示的情况下的擅自行动，从外交上来看是失策的。中方在事件发生后在八岔岛地区面对苏联的武装挑衅和威胁，听任苏军上岛搜索放火，而没有调动部队进行武装阻击，并且及时将在其它岛上（吴八老岛除外）劳动的所有居民和民兵撤回，避免了冲突的升级和事态的扩大，所采取的忍让克制态度也是冷静和明智的。为防止违纪现象的发生和避免大规模武装冲突，中国方面在事后加强了边境斗争的政策、策略和纪律教育，反复强调不能随意开枪射击苏联越境人员和车辆、船艇和飞机，不能让一颗子弹飞到对岸苏联领土上；未接命令不能开枪还击，要“有理、有利、有节”。中方在以后几年的一系列登“争议岛”显示主权的行动中，严令禁止上岛人员尤其是知青携带枪支弹药和匕首，防止偶发事件加剧冲突。所以在1970年以后，中苏边境东段黑龙江地区再也没有出现过双方交火激战的武装冲突。